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受新工業革命初期技術擴散動力不足、國際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的影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沖擊，全球化進程遭遇挫折，世界范圍內技術條件和政策環境變化對國際分工產生了重要影響，全球價值鏈呈現出階段性收縮的態勢。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全球價值鏈面臨調整，區域化、數字化、綠色化成為國際生產體系調整的重要方向。在此大背景下，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方式，以及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各產業的競爭優勢正在重塑，呈現出新的演進趨勢。
當前，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更好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需積極適應國內外環境的新情況新動向，科學研判產業發展的趨勢性變化，抓好參與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競爭與合作的關鍵環節，用好產業發展的既有優勢，加快形成新的優勢，進一步彰顯中國經濟的強勁韌性，為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發揮更大作用。
——編 者
基于全球價值鏈的一體化生產體系，既是國際分工深化的必然產物，也是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標志。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全球化演進的動力機制由資本和成本驅動加快轉向創新和知識驅動，進而引發全球價值鏈重構。
需要看到，新工業革命對制造范式及國際生產體系正在產生復雜而深遠的影響，且這種影響尚未充分釋放，再疊加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使得全球化進程及全球價值鏈的變化充滿不確定性。對此，我們需深刻考察影響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機制，研判我國在全球價值鏈調整中的角色，進而理清有效維護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思路。
全球價值鏈擴張勢頭放緩
在對全球價值鏈的觀察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國際機構，近期都注意到了一個越來越清晰的態勢——過去10年間，全球價值鏈的擴張勢頭放緩，一些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收縮態勢。盡管全球價值鏈的總體參與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卻大幅下降。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測算，2000年至2010年，發達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平均增速達到11%。2010年至2017年，這一數據大幅滑落到1%。同期，發展中國家這一指標的增速則由13%降至3%。
從更長的歷史時期來考察全球貿易強度的變化，同樣可以發現，生產和貿易的國際化進程自2000年以來進入了快速提升的階段，全球貨物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貨物和服務出口占比都于2008年達到了階段性的峰值，而2009年至2019年，國際貿易強度則表現為平穩收縮的態勢。這一時期，世界貨物貿易強度與總貿易強度之間的差距有所拉大，意味著貨物貿易對國際貿易增長和全球價值鏈擴張的貢獻相對落后于服務貿易。
全球價值鏈上服務創造的價值增長較快，一般被認為是全球化推動世界范圍內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然而，這一趨勢卻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服務業國際分工的深度和廣度在總體上不及制造業，現行統計體系對服務在全球價值鏈上增值的核算還不夠全面，難以準確體現服務對不同國家（地區）和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影響。
全球價值鏈收縮或擴張放緩的態勢，究竟是全球價值鏈的階段性回調，還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尚有一些爭論，短期內很難做出明確的判斷。剖析全球價值鏈變化背后的深層動因，有助于我們客觀認識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內在機制。
過去20年中，引發全球價值鏈正向擴張的動力大致可以歸為三類：不斷下降的交通、通訊和信息成本，快速的技術進步，逐步減少的制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政治經濟壁壘。長遠來看，上述三類驅動因素及其作用機理仍然能夠成立，基于分工深化和成本級差的全球價值鏈延展還會持續。但也要看到，新工業革命、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大國競爭加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因素相互交織，使包括技術進步、成本優勢、貿易環境在內的那些以往具有正向動力的因素表現出更為復雜的影響方式和效應，甚至在特定的條件下，這些因素還有可能演變成全球價值鏈擴張的反作用力。
多重因素驅動全球價值鏈重構
哪些因素在驅動全球價值鏈重構呢？
第一，新工業革命的多重影響。
20世紀中葉以來，信息技術革命及其在世界范圍內引發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轉移，成為全球化的根本動力。然而，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刻而廣泛地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對于全球化進程而言，科學技術和創新活動表現出“雙刃劍”的作用，其在為商品和服務流動帶來便利的同時，在某些領域以及特定的歷史時期卻會抑制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
比如，新技術的代際更迭周期顯著縮短。這反映出技術創新日益活躍，同時也增加了科技投入及其收益的不確定性，影響了新技術收益的市場預期，導致全球價值鏈上新技術的擴散動力不足，阻礙創新要素的跨境配置。一旦技術擴散放緩，新技術便將對低收入國家構成“雙重打擊”。一方面，削弱了其比較優勢，減少了這些國家的貿易收益；另一方面，全球價值鏈上的低端鎖定，又降低了低收入國家以低技能勞動力替代其他要素投入的能力，以至于這些國家更加難以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抵消技術劣勢。
第二，貿易政策的轉向。
新工業革命呼喚國際貿易規則的變革。然而，國際金融危機催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其持續時間之長、對現行多邊體系的破壞之大，超出預期，貿易政策環境也發生了相應變化。
相較于創新活動及技術擴散的復雜影響，現有多數研究認為，貿易壁壘對各國的全球價值鏈延展具有負面作用。隨著貿易環境惡化及其影響逐漸釋放，美國等發達國家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口占國內消費和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均有下降，中間產品供應和最終產品消費的本地偏好不斷加強，這進一步抑制了美國等主要貿易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傾向。
第三，風險偏好的變化與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布局調整。
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和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更多地被解讀為外生的短期沖擊。然而，隨著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經濟遭受沖擊，不少國家受到醫療用品和生活物資短缺的困擾。面對嚴峻的供應鏈安全形勢，一些國家和地區進一步降低了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從這個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全球價值鏈階段性收縮“加速器”的角色。有學者認為，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各國的成本結構和技術能力，卻促使歐美真正開始在戰略層面對供應鏈安全因素給予高度關注。
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經濟全球化中，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尋求“成本洼地”，推動全球供應鏈日益分散化。但由于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不時出現斷點，現有國際分工方式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凸顯了保持供應鏈穩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生產和貿易集聚度提高，顯然不利于跨國公司維護供應鏈穩定，但過于分散的供應鏈體系同樣會放大安全方面的風險。因此，學術界和國際機構普遍認為，把更多的生產活動和供應鏈環節配置到更易掌控的本土或周邊國家，將成為未來跨國公司布局全球供應鏈的方向。
還要看到，國際生產體系的調整與全球價值鏈的變化幾乎是同步、同向的，影響其變化的因素也基本一致。不同產業和地區的生產轉型各有不同，可能會呈現出產業回流、生產布局多元化區域化等態勢，這些都值得重視。
中國對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影響
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推動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新興經濟體持續擴張的國內需求。其中，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方式的變化及其影響不容忽視。
很多研究成果發現，中國嵌入全球價值鏈的路徑和效應正在發生變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隨著自身配套能力的提升，中國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而是憑借健全的產業體系、活躍的創新活動向全球價值鏈更高端環節攀升。
即使新冠肺炎疫情促使跨國公司考慮對其全球供應鏈進行重新布局，但跨國公司仍很難實現與中國供應體系的完全切割。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的外部依存度有所下降，而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存度卻在上升。由于中國在很多產業細分領域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產能和完備的國內分工體系，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深度融入了中國本土供應體系。隨著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加快，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將有力支撐國內消費升級和產業高質量發展，促使中國國內價值鏈更具內生性，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導向也將進一步強化。
不可否認，當前世界范圍內的全球化進程遇到了一些阻礙，但總體上看，全球化仍在持續推進，仍是世界經濟和國際秩序發展的大方向和主基調。在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下，全球價值鏈分工和布局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同時也蘊含著整合提升的機遇和空間。
隨著參與全球價值鏈方式和地位的變化，中國的發展已經內生于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這就要求我們以更加寬闊的視野擴大開放，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一要繼續擴大開放，大幅降低市場準入條件，完善負面清單管理，優化營商環境，加大引資引智力度，同時補齊產業鏈短板，提高產業鏈供應鏈自主性和現代化水平；二要順應全球價值鏈重構趨勢，不斷夯實有利于亞太區域價值鏈發展的制度基礎，深化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區域合作；三要切實維護多邊體制的地位，著力形成更加開放、包容、協調的全球治理機制和規則體系；四要促進數字化和綠色化深度融合，積極推進清潔能源、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國際合作，凝聚綠色發展共識，引導不同市場主體逐步優化供應鏈體系，適應新的內外部發展環境，不斷增強競爭力。
（作者：楊丹輝，渠慎寧，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